回首前尘万里

1 朦胧中的童年
1937年，我在泗水的Kampung dukuh Gg2出生，现在能追回最远的回忆，是在Jl.Bakmi (现在Jl,Samudra)的侨南学校读幼稚园的一两幕片断，后来，跟着大人们搬到一间大屋子里睡地板，不久，又和妈妈坐上火车，”轰隆”一声，又搬到很远的一间大屋子，同去的还有许多同巷子的小朋友和大人们。后来才知道那是叫做”逃难”，是父亲在Mojokerto租了房子，带领邻居一齐逃难。好像不久，又搬回泗水的老家了。
学校开学了，据说父亲不愿让儿子向日本天皇遥拜，不让我回到学校读书。晚上，由父亲用广州话教我读”三字经”，”千字文”，”朱子治家格言”，甚至背诵”秋水轩尺牍”。(读的时候虽然莫名其妙，但事后证明，这种私塾式的填鸭教育，很有好处)。白天，请一位姓李的女老师教我国语(华语)，算术，(这位启蒙老师十多年前见过一面，好像是住在Jl.Genteng kali一带的豪宅，在这里问候了)。也许是大势环境之改变吧，家中客厅挂的孙中山先生像，换了孔子画像。父亲洗澡时不再唱歌了，妈妈对我管得更严，除了与隔邻的一个小朋友外，不许和别的儿童群游嬉。
店里多了几个叔叔工作，也多了一桌子人客吃饭，(后来才知道：我店里成了因战争而留落的，部份粤籍船员的临时收容之所)。有一天，店里来了几个日本兵，向我父亲掴了几巴掌，就把父亲带走了。第二天，家里也来了三个日本兵，他们一进门就向孔子像鞠躬，在屋里前后走了一回就走了。
过两天，父亲被扶着回来，躺在床上。当时没有医生，就请了住在中国旅社的铁打医生来，医了一段时期才康复。后来才知道：日军宪兵头子嫌我父亲不够恭敬，就把我父亲扣入宪兵部(现在的烈士纪念塔所在地)。把我父亲拳打脚踢，罚跪又罚站，折磨了几天，才放出来。20多年后才发现，当年有打伤肺部的痕迹，中医土方有效之一证。
由於整天都生活在大人们群中，我比一般同龄儿童成熟了一些，那时唯一的中文报”共荣报”，我从”东京XX日电”学读起，不久，也会读一些简单新闻了。那时有个叫杨草仙的书法家，在中华商会表演书法，我也跟着跑去看热闹，只见人堆中，那老头一袭白长衫，长须长发，先打一下工夫才下笔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不知是那家的法规。60年代，吉云居酒家还保存杨草仙的一幅”寿”字条幅，看起来也不见得出色。战后爱国情结深厚，杨被视为汉奸一族的”附敌文人”，为人所不齿，遂不知所终了。

2 孩童眼中的沦陷区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流落在泗水的香港邮船”芝加连加”，”芝巴德”的船员，由於籍贯的不同，而形成各个小圈子的”帮派”，福州帮的开了”南园酒家”，广东帮的开了”广东”，”乐华”，”兰亭”等酒家，以收容船员朋友。也有个别广东籍船员开理发店的。有次，母亲带我去Jl.Husin一家船员叔叔经营的理发店理发，回头不见了妈妈，不得了! 登时大哭找妈妈，亏得理发店的大哥哥(父子合营的)，把剪了半个光头的我，带到隔两条巷子的八婶家找回妈妈，(和平后，理发店结束了，那位叔叔北返了，大哥哥搬去马都拉岛发展。20年前曾见过一面，算起来今年也该有80了吧)。
至於不属这两”帮”的船员，处境就比较惨了，记得当时在Jl,Dukuh有两间坐东向南的大房子，聚集了很多”外帮”船员，他们用手推小车沿街叫卖”Manisan”(用竹枝串着的淹渍水果)，或是背着一个篮子或箱子，叫卖咸脆花生。有一辆手推车卖牛腩沙河粉，卖豆酱田鸡的，已算是很好的了。
Bebes街”华侨小学”校址，曾一度成为大赌博场，我也曾跟大人们进去逛过，很热闹。我父母出身寒微，南来后仍有一般的”江湖义气”，带动我这小鬼也认识了许多不同层次的长辈。
Pasar Pabean是当时全泗最大的菜市场，卖鱼虾的档口有三分之一是华人(都是福建人，左右了鱼虾市场)，卖瓜菜的档口，大部份是华人。母亲总是向王伯伯买菜，王伯伯两撇白胡子，腰很挺直，声音响亮。母亲带我去过他在Kenjeran的菜园，依稀记得是在回教坟场对面，我们到达时，他两夫妇正在田间浇水，顺风吹来一阵阵臭味，据说是以人或动物的粪施肥。王伯伯说：菜园不止他一家，还有几家福建人的更大。
我的邻居吴清源叔叔(福建人)，他的菜园最大，包括了现在的Sawaan区的大部份。但他顾用很多工人，不必自己下田。每天凌晨4点，就巳经把菜挑到他家里交贷，又再挑去Pasar pasean市场。挑担的工人有十多名，沉重的菜筐，压得扁担发出强烈的反弹声音，此起彼落，谱成一首很好听的春之晨曲。
那时节，Kembang jepun大街的阔度只有现在的一半，很少汽车，交通工具大部分是脚踏车，三轮车，马车，牛车。傍晚就有专供逛街用的双马车。我母亲是佛教徒，但却是不虔诚的一族。我巷口就有一间很有名的古庙”凤德轩”，虽然近在仳邻，却只有在春节时才去上庙。春节期间，拖着我一跑就是三间庙宇，除了上述的”凤德轩”外，还有在Jl.Tepekong(现改为Jl.Gula)的”天上圣母”庙和在Demak区的”三保公庙”。最有兴趑是去”三保公庙”，要坐马车去的，算是去旅行了。那时的Demak区是一片荒野，在原野中的小路边只有一间唯一的小庙宇，与今天那一带的店铺林立，交通拥塞的情况则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这段时期，我也步入7-8岁，渐渐懂事了，那时，婚礼用的新娘车，就用傍晚逛街的那种双马车，花篮是用纸花或木片削成的花，衬以松叶。婚礼是真真的茶点招待，吃的是烧卖、豆沙包、西饼(Sepiku或Cake)。饮料是清茶或是染色糖水做成的”汽水”。当年的新娘新郎，现在也该有七八十岁了罢?!
死人出殡的灵车是用马拉的，有两只马到六只马(名符其实的白马素车，比结婚用的马车讲究多了)，送葬的行列是步行的，福建人里有些讲究排场的，在出殡的行列前有哀乐队开路，哀乐队有笛子，哨呐、锣鼓等，音乐员也是步行的，挽轴是一张张用竹竿撑起来列队前行。葬地都是在Simo和Kupang一带。那时人情味很重，一般来说送葬的人都很多。
那时，我除了从Jl.Kembang jepun店铺到Kamp.Duku的住家外，那里都不敢乱跑，所见的也只有这两条街景，在Kembang jepun和Jl.Bakmi (现称Jl.Samudra)的转角处，有一个日军守卫岗，经过者一定要向日军鞠一鞠躬，不然就偿你一巴掌。我店里一个厨师，就曾吃过一记耳光。有一天，他故意地走过行一鞠躬礼(日军也还礼的)，走过约六七间店位，又再回头一鞠躬，如是者来回七八次，那日军发觉被耍了，大吼一声! 这种阿Q精神，也使大家心里高兴，是在铁蹄下无可奈何的心里反抗，成为一时的英勇笑话。
有一天，大人们都兴高采烈地互相拱手、握手道贺，日本投降了，大家升起了中国国旗(那时是”青天白日满地红”旗)。大人们高兴地说我们是中美英苏四强之一的大国民，以为此后可以过太平安逸的日子了，却料想不到真真可怕的战争，会接踵而来。

3 大战后的炮声
日本投降了，市面上不见了日本人，多了一卡车一卡车的印尼青年，头缠红布条，手拿尖竹枪，满街在欢叫”Merdeka”，路旁的人也要同叫呼应，热闹中大人们有所隐忧，三年的沦陷恐怖心理，形成了对目前情况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为感觉。
一队皮肤黑而个子矮的Gorga兵(英印军)，有秩序地列队由东方经过Kembang jepun向红桥方面挺进，前行的几个士兵背着沉甸甸的、有一条高高的天线的铁箱，不断地对着话筒讲话，大人们说这是无线电话，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。路上不再见到高喊口号的群众，在路上溜达的印尼士兵也渐少了，也不再见到英印军走过，大人们认为这是出奇的安静。
突然，炮弹响起了，迫击炮，大炮，枪声，飞机声，我父母三人躲到床底下。打了一天，又安静下来了，大人们说这是战争开始了。英印军据守红桥以西一带，印尼军据守Cantikan桥以东一带，我们Kembang jepun正处在战阵中的中空地带。父亲把店里备用的罐头食品分赠全巷邻居，我们和叔父全家搬进了三德公司(前新中陈石龙老师的家)的防空室，邻居刘伯全家搬去南京戏院…….全巷只留下一家大户人家---莱商吴清源。我只有紧紧依偎在母亲身傍，静听着大人们的话。
战争又开始了，同巷的吴家菜商中炮弹，巷口对开的中西印馆、对街的祥信栈金店门口….都中了炮弹，喊救命声、迫击炮的呜声、爆炸声、枪声、交炽成一片恐怖气氛。在救命声中，叔父不顾叔母和我父亲的喝止，强行冲出去救人。回来说邻居死了两名，伤了两名，被及时到来的救护车载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每有呼救声，他都出去，叔母和我父亲也阻不了他。今日回首，叔父置家小於度外，舍己为人的精神，我抿心自问，我绝对做不到。叔父虽然只开了一家小菜馆，但他轻财重义，怜贫恤孤，舍己为人的习惯，终生不渝。所以他20年前去世
时，虽然身后萧条，停灵於陋巷之中，感其恩念其情而悼唁者，塞满了Kampung duku Gg.2.
在枪声与炮声中，也夹杂着手堆车的铁轮声，有人在抢货仓，我们巷里一家前店后仓的大仑库，也正在参与抡劫.和接受赃物----布匹，后来甚至备了卡车去开仓掠夺(烟硝过后，满巷子都是包布匹的纸袋)。追忆中，好多零零碎碎的片断，在脑海中掠过。
印尼革命军退走了，好像一切都回复了安宁，邻居们也相继回来了。同巷的辜老伯在巷口用木头车摆卖罐头食品，他卖的罐头食品种类很多，我时常都向他买一小罐庄的”黄梨饭”，我不知道是甚麽东西，名字是我自巳按的，至今仍然回味无穷。老伯的货源是在红桥的草坪买回来的。行书至此，要提一些题外话了：推木头车的辜老伯，被环境所逼，迁离故居，其后人几经风雨，今日竟是显赫厂家，社会名人，而当年财来不义的货仓主人，虽曾一时享尽富贵，但未及两代，今日巳落得江山不再，人事凋残。(当年我巷里有7-8个大货仑，请勿乱猜，况且”英雄莫问出处，落魄莫问因由”，管他作甚，我也不过是回忆照记而巳)。

4 向红桥问流水
红桥，它是以传说中鲸鱼与鳄鱼相斗，血染河水而得名，因革命战争中一战而成名，其实，当年蟠据在红桥是英印军，印尼革命军坚守的是Cantikan桥，地名也有运道，夫复何言? (英印军占领期间，印尼革命军留下的、摆在Kapasan与Gembong交界处，一尊炮口向着红桥的野战炮摆了很久)。当年的红桥是一座拱形的大木桥(那时全泗水的桥都是拱形木桥)，桥底河水清澈，不时还有舢舨和运货的小帆船靠岸。红桥以东是华人区，红桥以西是荷兰四大商行和银行所在地，也是纵贯全市南北两区的电车的北线终站。
战后初期，红桥西岸的大草坪(现巳辟为大道)，是全市罐头食品的集散地，货源是英印军把领到的军粮拿出来卖，以换取现款，这些物品(当时称为”剩余物资”)积少成多，成了副食品的主流。战后至80年代，本泗某大罐头食品商，就是从红桥收购小商起家的，可惜在80年代以后，由於经营手法和家变，导致两败俱伤，一切付诸东流。90年代其创办人之一，在Pasar Pabean旧店，向我尽诉心中情，言下泪光盈睫，不堪回首话当年。
英印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英国在印度山区招募的雇佣军，品流复杂，听说战时也发生了一两次对华族妇女的强奸案，受害者含羞忍辱，不敢申报。由於处於主市场地位的Pasar Pabean充满了军方副食品，於是，军政府以来历不明为理由，大事没收。而华商认为货物是光天化日下，在红桥草坪用现款买回来的，岂容轻辱? 於是群情汹涌，组织泗水华侨战时服务团，在Pasar Pabean开群众大会，全市华人罢工罢市数日，用行动表现了团结的力量，致使英军总司令公开及书面道歉，以息众怒。行笔至此，抚今思昔，华人地位，何时更有价?
待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