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首前尘万里 5

13 布赂、五金与黄金业
从红桥沿Kembang jepun往东行靠南的横街Slompretan，整条街都是布赂批发商，其中的名店有：路明、中联、中平、陈洪金、建义、经纶、印港等，当年布赂都是由外国输入，生意非常蓬勃，覆盖率达东印尼一带，战后十年间就从Slompretan展延至Kampung doro、Tjaipo、Bongkaran街一带，生意虽然蓬勃，但不良性竞争太大，坏账太多，造成更替频频。当年老店，至今犹存在的只有路明和建义两家罢了。
泗水布赂商人才济济，出了不少社会贤达，如路明公司的叶存胥先生，是侨联继李唤群先生的第二任主席，并蝉联三任，至1966年侨联结束为止。另一位也是路明公司的张逸民先生，张氏是福清人，在1996年玉融公会冻结后，临危受命，领导和续延了玉融的福利工作，为今日的福清公会奠下一个完美的基础。张氏除了急公好义、排难解纷外，并极力提倡节约，更身体力行。其夫人逝世时，落实节俭，真真地谢绝花圈挽轴。及至张氏谢世，也遗命落实节约，其哲嗣也不违遗志，谢绝花圈，挽轴等排场。如张氏的以富贾之身，於节俭处能言行如一者，历数十年所见，可谓少之又少。对张氏一生之定论，他是真真当得起”德高望重、典范永存”这八个字。张氏一生服务社会，树立良好榜样，与今日社会上许多大言不惭而言行不一者，相去何止千万里?
布赂行中也有高人雅士：如中平公司的林其铳先生，便时常与中联公司的老板，和名士林少琴先生、郑材栋老师等骚人墨客，假大四喜酒家楼头厢房，吟诗咏对，逸兴遄飞。
从Songojudan街中段向东转入Kalimati wetan街一带，都是战后兴起的五金和机器零件业。历史悠久的是远通号，战后新兴的有：嵩华、胜昌、国际、恒昌、林章阁、大路、大光、建隆等。业者全是福清人，他们克勤克俭，从旧货翻新，发展到新货输入。他们的团结力也很强，那时国内新移民南来的手续不难，有新来的乡亲，先收留在店内实习，然后集资为他成家立业。所以，战后短短十年内，五金业就由Kalimati扩展到Jl.Husia、Jl.dukuh、Kembang jepun东段一带，成为泗水商业之翘楚。
泗水的黄金首饰业在战后至上世纪60年代期间，其主枢纽在Kembang jepun至Kapasan一带，计有：金联盛、永成栈、廉通、祥信栈、天成、三星、宝珍、源裕、瑞华、源兴等。以源裕店面最大及声名最著。金联盛是新加坡资本，专注金条生意，出入以公斤为基本单位，其东主许鹏飞先生，先后曾任精武体育会主席、中华商会主席、联合中学校董、中华中学董事长。为人风趣随和，没有半点富豪的架子，处世能伸能屈，对我们这一类厨子级人马，也进入厨房称兄道弟，叫我”波仔”(称我父为”波哥”，我是”波哥的儿子”)。1951年精武篮球队以印尼联队名义，由许氏亲自率领远征泰国。那时期出国大部份都是乘邮船，而球队却是全部乘飞机来回，成为一时美谈。当然，费用的来源大部是出自许主席的口袋啦。
上世纪80年代许氏谢世，我以联中同学会名义(那时只是扩大的班会性质)，写了一副挽联，在同学催稿，仑促间以汤以墨、以勺为笔、书成於炉畔，无暇推敲，虽欠工整，却简画出许氏平生：
鹏程万里 历尽山河诸色 人间百态
飞凤归真 尚有余荫泽后 侨界流芳
许夫人系出名门，书香世家，挽许氏的所有祭品，一律焚化，此挽轴独留至今，以为纪念。许夫人之豁达，当属少有。





14 北区唐人街的衣 食 住 行
在泗水北区唐人街(Jl.Kembang jepun)一带，也有许多裁缝店，大字号的有：香港、良友两家，
中型的有：广华、新新、国民、时新、美丽、新青年、新时代、新生活。除了上述两家大的之外，一般上都是动员全家上下，联手合制的家庭式工业。后来，由於成衣工厂是相继长成，大大地影响了裁缝店的生意，再加上商业蓬勃，地价高涨，在60年代中期，已相继受到淘汰了。
能与环境同步并进的是饮食服务业(菜馆)。当时比较大的有：大四喜、吉云居、南园。(南区有南昌)，构成四大分雄的局面。较中型的有：苏记、容记、英记、闽南、新雅、天国、小乐天、小有天、启记、光明、珠江等。在食肆群中，取名不慎者当推在Pasean市场楼上的”天国酒家”，试问：谁愿意自动上”天国”? 所以，不久就关门大吉了。
四五十年代时期，人心敦厚，同行之间互通声气。话说当年的”四大酒家”：大四喜、吉云居、南园、南区的南昌。各自有其顾客领域，例如：大四喜的顾客多数是闽籍及客属人士，吉云居的顾客以蒲田、兴化和侨生(Baba)人士为多，南园是福清、福州人的天下，南昌是侨生Baba的世界。(但也不尽然，例如今天某天皇巨星级老板当年的婚宴，婚宴在南园举行，前一晚的试妆宴在大四喜设席)。经营手法也各有千秋，有的是走精细的，贵而不饱的菜式，有的是走大众化路线，各擅胜场，互有长短。
本文第二篇曾有提到日军占领时期的婚宴情况，战后，婚宴也由纯茶点进入到酒菜的境域了。一般是每人一盘的宴会，四道菜一雪糕，讲究的就用园桌酒席，那时燕窝、鱼翅、鲍鱼的价钱还很便宜，一般中等婚宴还用得上，(记忆中在70年代以前，我店没有做过不用鱼翅、鲍鱼的酒席)。大场面的筵席就租用Stasten剧场、T.H.R.大厦、青年大厦为礼堂。
花篮也回复用鲜花了，最特别的是：无论任何型式的婚宴，都有一个大的鲜花横牌(约4—5公尺阔)，挂在酒家的门楣(回想起来实在很险，好重的花牌，只用三四枚钉子挂着，那有安全感?)。花牌里用鲜花砌上xx联婚的字样。有次，很巧地凑成一对发人深省的句子：话说当年大四喜和吉云居是对门而立，相隔没有50公尺，同日两家都有宴会，分别挂出的花牌是”吴钱联婚” “何府宴客”，谐音读起来是”无钱联婚，何苦宴客?”。
说到”住”，北区所有小巷都住满了华人，富有的就聚居在Simolawang区一带，鸡犬相闻、守望相助，小巷春光，扬溢着无限温情，是真真的”远亲不如近邻”，与今日的新社区，仳邻见面不相识的情况，相去太远了，
在这繁盛的华人区里，适应商场的需求，也是华人旅馆的中心，计有：华美、大千、共和、东安、巴领眼、自由、中华居、南洋居、平安栈、南洲、格兰、华侨、杭州、民生、中华、何里活等。(巴领眼和中华是战前华人江湖红粉女聚居处)。那时交通电讯都不如今天的便利，外岛和外埠来客非常多，所以旅馆的入住率，也时常呈现饱和状态。在诸多旅馆中，以”格兰旅社”为最著名，除了前庭有一个大停车场和花园外，里面还有颇华贵的会客厅和餐厅等，颇具西式酒店的气派。东主杨少珍先生，是一个饱学的儒商，为人持正不阿，很少在社交筵席上出面，早期同盟会成员、中国国民党元勋、联合中学董事长、青光日报与黑白周刊社长、文光书局老板，据说当年芦山会议，杨氏也榜上有名，在当年左右两派侨领中，杨氏可算是年事最老者。
战后的”行”，在一片蓬勃声中，货车代替了牛车，汔车(家车)渐多了，马车渐被淘汰，而脚踏车是当年一般市民和学生最普遍的交通工具。回顾那时期，有辆家车确是不易，而司机的身份也水涨船高，与众不同。例如你请客，人客的司机也要另行招待，在狗比主人凶的惯性里，司机比老板更难应付。但有车一族的富人们，大部份都有与众同乐的美德，散席时他的家车成了送客的公车，非但毫不介意，反而引以为荣。至於朋友间的红白二事，更慨然借出座车应用，今日，可能此风难再矣。
“行”的行业中的运输业，战后以\’P.T.Kali Mas”运输公司成为全爪哇岛的佼佼者，其总行在泗水Kembang jepun街，东主吴金箴先生，早年随叔吴河水氏南来，栖身於叔父的
“金河运输公司”，其后侄承叔业，改名为”加里玛氏金河运输公司”。战前的不景气时期，吴氏曾一度失意，结束行业，日军时期，他长袖善舞，得以东山再起。印尼革命战争时期，在枪林弹雨中，他的货车在两阵之间，川行无阻，暗中为革命军立下了不少功劳，所以，印尼独立后，他的事业更臻至高峰。上世纪50年代中中学潮，他以董事长身份，向全校学生训话，在不用稿子的长篇演说中，用大刀阔斧的手腕解决了学潮。吴氏厦门人，处世豪爽而不苟言笑，与乃弟吴以文先生(Jenar abadi运输公司的创业者)的风趣待人，回然不同。1965年我在吴氏Taman bintoro的豪宅里，遇到他两兄弟抚杯谈笑，我说”金箴叔，我很少见到你两位在一起谈笑”。引得他们哈哈大笑，要我也倍饮一杯，不料，这一杯酒竞成永诀，不久，吴氏就驾鹤而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