悼永昌

泰国《新中源报》社长说：“最怕看讣告，看到讣告就等于宣告华文报章又少一个读者（或作者、编辑）”。今天，又见讣告，去的竟是我的老友－－周永昌，噩讯传来，周永昌走了！虽然在探他病时，从他儿子所述，也预知这是必然的事，但正或听到时，也难免一阵愕然，凄然、外加几分惆怅。
我与永昌相识于1957年我们同在联中念高中的时期，那时，我比他高一班，1958年封校，大树飘零覆巢之下，群燕乱飞，便也各自西东了。
90年代广肇争产时期，我与重逢于会所，那时大家都已老了，执手诉旧情，不胜唏嘘。由于生活领域不同，我们只像浮萍一样，匆匆一握，又各西东了。
在《千岛日报》的副刊里，我们才开始结上情谊，但这段至今长达9年 的情谊，却是一对“欢喜冤家”，初时，我俩在文字上有不同的观点，在副刊里曾经有过剧烈的“笔战”，“战”了几篇，也就停了，但我们见面时也是嘻嘻哈哈地 称兄道弟，那时紧张的是永昌的大姐――周月英文友，她对我说：“我弟弟有得罪你的地方，请多原谅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！我们是好朋友嘛！”
永昌为人很有义气，想当年为抚危救急的事，我曾一度被人误会藉极端文章骗钱时，群情汹涌，追问：“哪个知道白衣人是谁？”他排众而出：“我认识白衣人。”他无财无势，竟敢挺身而出，使座上客者哑然无语。他这种的英雄气概，在今日世界又有几人？
我俩也有当面争得脸红耳赤的争论，在是在Adi Jasa基金会打算租用广肇部分坟场地为火葬场时，我因之“三进”广肇，在会员大会的讨论里，我俩激烈争论，他愤然离席，一星期后，我们在《千岛》见面，又是嘻嘻哈哈的一对。
他笔下直言，宜今宣古，短而悍，对事一针见血，绝不手软。但他是游战术，一击即退，少见有“盘肠大战”的现象。
他出入编辑部，如回自己的家，老顽童本性，未见人影先听人声，吱吱喳喳一轮，便飘然而去。他投稿从不追问被不被录用，也从不在乎有否被删改，这是因为他在旧文学里，有过不浅的修养，知道“致知格物，知所先后”的道理。
他身体很健康，但红光满面，我见他言语半真半假，以为他是在常醉之乡，我正颜相劝，他也坦白说，他不是酒鬼，他没有饮酒，但脸就是这样红。
在流行“融入主流”的口号时，一蜂窝话题都围着这主题不放，他说：你们现在才讲，我是老早已实行了，我三个老婆都是友族佳丽，不是身体力行了吗？
近年来，他少提笔了，却也每周都来报社编辑部聊天，大家都忙，他也只坐一下就走了，向他约稿，他说不舒服，没精神，但偶尔也应酬一两篇。
今年初，他病态毕现了，步履蹒跚地登上三楼，他对我说，是用两只手抓住栏杆，把身体“拉”上来，他颓废了，不复当年的英雄气概！
三楼的铁楼梯极响了，先声夺人地：“我死不了，我又回来了！”永昌从中国治疗回来。的确，他比去医病之前更健康了，于是，又和大家乐在一块，使编辑部凝重的气息轻松了了一下。
他感激医好他的医院，而连续写了三篇推荐文章，要我续写第四篇，我婉拒了：“我连深圳都没去过，怎样去捧那家医院？文艺作品可以虚构，报道文章要详实，我从来没写过不经亲眼看到的报道。”
“你见过原子弹没有？”
“我没见过原子弹，所以我也没写过原子弹。”
过两天，编辑部同事对我说，永昌提问：“为什么白衣人的文章每次都排在上角？”
“他问得对！”我说：“从一开始投稿，《千岛》就把我的作品‘钉’在固定的左上角，三年前我进来帮手时提出把它下移，你们都不同意，从今天起，我的作品就排在第7版的下角吧！”
今天，他虽然走了，我仍是排在下方，是我对这位诤友的纪念吧！
我接到一位联中校友的电话，告诉我永昌从广州回来，连夜进了医院，据说已命在旦夕了。过两天，我与符福金老师一齐去探病，看到躺在床上的永昌是消瘦了，声音低沉了，但精神还不错。
“永昌，看你气色不错呀！刚才周沁和忍英来看你，你上了四楼验心脏，她俩回去工作了，你改天去向她俩道谢吧！”
“去那里道谢？”他有气无力地问。“
当然是去《千岛》三楼啦！”
“唉！生死有命呀白衣人！”
“放心，你不会死的，阎罗王嫌你顽皮，不会接受你的！”这句时常开惯的玩笑，使他忘了疼痛，也哈哈大笑起来。他为我们介绍身边的两位青年，是他住在玛琅的男儿。“怎么？永昌，你泗水有家，玛琅也有家，真的是有三个老婆吗？”
“有记账的3个，没记账的何止30个……”在大家的笑声中，护士来量血压，我们告辞了，挂着轻松的笑脸，怀着沉重的心情，我们握别了。
我为失去一个校友、顽友、诤友、文友而惆怅、而寂寞、而潸然泪下。
2009年10月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