荣与辱

近日，报章上为办学的事打破了沉寂，我对教育是外行，无从置喙。但在字里行间，我发现了一个为兴学而“讨钱”（募款）自视为奇耻大辱的问题，引起了我执笔讨论的兴趣。凡事要有引据才好写，以下是我“引经据典”的材料：
武训出生于清朝道光18年（1838）山东冠县，因排行第七故名武七，“训”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。他7岁丧父，跟着母亲讨饭过日子，14岁去富人家里当佣工，在工作中受尽凌辱。辛辛苦苦干完了三年合约，老板又欺他不识字，造了一本假账簿，赖他说工钱早已领完了。武训据理力争，反而被打到口吐白沫，在破庙里大病一场。贫病交迫中在破庙中度过了极苦的日子，他想到这个苦都是由于不识字所造成的，他四周的穷人大都不识字，如果不念书，穷人永远没出路，于是，他萌起兴办“义学”（平民学校）的念头。
在那个时代，学堂（学校）除了政府办的，就是有钱人集资兴办的书院（相当于这次“笔战”中的所谓“贵族学校”），穷人是无缘入学的。他竟想以赤贫之身而兴义学之举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
咸丰九年（1859）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，他穿着破衣，挂着破袋，边走边唱，从山东唱到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，将讨得的好衣服卖掉，自己吃粗劣发霉的菜根，地瓜等。
同治7年（1868）武训将分家所得的3亩田卖掉，加上历年行乞所蓄共210余吊钱，交人代存生息，他继续四处行乞，所唱的歌是：“我积钱、我卖田，修个义学为贫寒”。
光绪12年（1886）武训48岁，武训将利息和乞讨所得共置230亩田，集资3800余吊（所谓吊，是一串铜钱的算法），便在柳林镇建起第一间义学，取名“崇贤义学”，武训在不断靠行乞积蓄，到光绪22年（1896）已兴建第三间义学，取名“御史巷义学”（现山东省临清“武训实验小学”），事情被朝廷知道，光绪皇帝颁以“乐善好施”的匾额，授以“义学正”名号，赏穿黄马挂，其名声由此大振
光绪22年（1896）4月23日，武训在朗朗书声中含笑离开人间，时年59岁，学生哭声震天，市民闻讯泪下，自动送殡者达万人。10年后清廷将其业绩记入国史馆立传，并为他修墓、建祠、立碑。武训的事迹受到世人钦佩。
我不厌其烦地把武训的事迹简述出来，旨在说明为兴学而向外界募捐（或称“讨钱”）是光荣的事，并不是一件羞辱的事。
回想从战后华校复兴到1966年封校的时间里，许多婚宴都是贺仪助学，各校的校长们不也是看在“贺仪助学”的面上去在婚宴里演说致谢吗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中华医院兴建时期，当时的董事会主席叶应琦先生，院长朱炜才医生，还不是联袂四处去“求乞”捐款吗？（这“求乞”两字是朱医生亲口对我说的）。某次，朱医生甚至抱病赴婚宴接受贺仪丫了开代表中华医院上台致谢词，校长和院长们没有感到这是羞辱，而是光荣的使命。从以上几段历史或生活的回忆更说明，为公益、为教育而“乞”，绝对不是羞辱的行为。
上文谈到“义学”，想起我父亲（出生于1901），因家贫而无钱上学，到10岁才进“义学”读了三年书，我父叔兄弟三人都是在“义学”读三年就出外谋生了。上世纪70年代，曾任中华医院副院长许青山医生对我说过，他初中时在泗水某某最平民化的中学求学，曾因家穷而迟交了一个月学费，被逐出教室，在失望与含羞中，他愤而进入了印尼国立中学。以上两点实例，可见自古至今教育部未能善于处理，寄语诸公，何必为小事而作笔墨之争？
2009年7月11日